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员工和毕业生中，有71人是诺贝尔奖得主，9人获沃尔夫奖，7人得过菲尔兹奖，15人拿了图灵奖，45人被授予麦克阿瑟奖，另外还有20人捧回奥斯卡金像奖……

凭着这一串闪耀的成绩，在很多的大学排行榜单中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被认为是世界排名的公立大学。

不过，在我国，很多人对公立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。

“我们是公立大学，这意味着我们是公众建立的，也是为公众建立的。学校不是我们的，而是所有人的。”近日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席国际学生招生官Tim Ravey在北京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，这样解释公立大学的含义。

Ravey以一种更直白的方式来诠释公立的概念——伯克利坚持优先录取家庭里的代大学生。这也就意味着在伯克利有不少穷学生。事实上，在伯克利，40%的学生交不起学费。有钱的学生交费上学，学校把其中的30%用来资助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。

“在美国，我们有个绰号，叫‘伯克利共和国’。”Ravey说。

优先录取家庭代大学生

伯克利代大学生的数量比其他8所常春藤高校的总和还多。

Ravey以伯克利的亚裔学生为例，代大学生的比例为20%～30%。“当然，我们也录取有钱人，我们的学生中有欧洲的王子。”

Ravey自己就是家族里代大学生。在他之前，家里人没人读过大学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七个人挤在两张床上。他不得不晚上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；到了伯克利，这种状况依旧，他白天上课，晚上工作。

伯克利传播的理念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影响，直至改变整个世界，“至少在我的身上体现了。“伯克利给了我这样的人很好的上升机会。伯克利改变了我，我改变了我全家。”Ravey说。如今，Ravey的孩子也都上了大学。

因为招生宣传费用有限，伯克利没有更多的钱去外面做宣传。所以，伯克利的招生宣传也与众不同。如同中国高校的开放日一样，Ravey介绍，伯克利通常在八九月时对外开放。

在加州做招生宣传的时候，学校也会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去说服那里的孩子加入伯克利。

“那些地方真的很穷。”马振翼说。他也是伯克利的毕业生，是家族中代大学生。此次，正是他邀请Ravey到中国来做招生巡讲。从伯克利毕业后，马振翼曾经在加州5个最穷的学校之一任教。那里一半的学生都不能毕业，很多学生把学校免费发放的午餐带回家去当晚餐。

“我们相信一旦给这些人一个机会，他们会让你惊讶。”Ravey说。

他以马振翼为例，马振翼就是伯克利的一个普通学生，读物理专业的他，在伯克利时就在太空活动中心做火星研究，并做出了份火星离子地图。尽管马振翼后来没有继续从事物理研究，而是投向了教育培训产业，帮助更多的人申请理想的学校，实现梦想，但Ravey还是为他感到骄傲。

每年，伯克利都有学生去穷学校支教。“这个传统历史悠久。我们的理念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，从而把自己变得更强大。”Ravey说：“我们不是在做商业。学校最有价值的，就是学生。”

伯克利对GPA要求很高

与很多美国老师一样，伯克利录取学生时也不会以SAT论英雄。

加州大学的上任校长曾经在大学理事会里，大力建言加州大学系统废除SAT标准。理由很简单：SAT的可操纵性太强了。

不过，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。实际上，包括伯克利在内的很多美国大学，只把SAT当成一个门槛，它们更看重的是GPA（平均成绩点数）和课外活动。像伯克利对GPA要求很高，国际学生也不例外，必须达到3.4分。

“如果说一个学生有很好的SAT成绩，那么我们就会把成绩纳入考量范围，如果他没有，那么我们就假设他会在其他方面有出色的表现。”Ravey说。

伯克利对于SAT分数没有限制，它历史上录取的SAT成绩是1560分（相当于新SAT1130分）。Ravey也承认，这不是普遍现象。在6.7万名申请者中，绝大多数申请者的SAT成绩都是很高的。

Ravey自己录过的SAT分是1720分（相当于新SAT1230分）。那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生，在课外活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。“我们理解，对于国际学生来说，并不是每个都有相关课程上的资源，SAT不高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的。”他说。

有媒体报道，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进入哈佛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25%（注：数据后来证明是不真实的）。

“伯克利全校的退学率是3%，这个数据不仅仅针对中国学生。”Ravey说。正因为伯克利知道这个风险，所以在挑选学生的时候，会在这方面有所考虑。

在学生入校之后，为了降低退学率，伯克利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帮助新生与学生和老师建立各种关系。学校有一栋楼是学生学习中心，大三、大四的学生会到这里来做助教，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答疑解惑。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学习帮助机构。

师哥师姐们的热心源自伯克利的传统。Ravey说，伯克利有三个宗旨：教育本科生，赞助研究项目，回馈大众。“我们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公共服务。我们是美国最有回馈心的大学。”他说，伯克利致力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，超过一半的学生都志愿在公益社团中服务。

招生官就是一个淘金者

因为是公立大学，所以伯克利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没有面试一说。招生官每年要在六七万份材料中筛选出适合伯克利的学生。

Ravey介绍，伯克利招生官专职和兼职的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。每到招生季，伯克利会找很多专业读申请信的人。他自己一年要读2000个大一新生和500个转学生的申请信，而这些都还只是国际学生。“在招生的时候要从早上起床读到晚上睡觉。”

“我们就像淘金者。虽然要读上千份申请信，但是我们不想错失任何一个学生。”Ravey说。

伯克利有一个监察体系。Ravey介绍，通常至少会有两个人同时审阅一份申请。

其实，在发放录取通知之前，阅读申请信的工作早就完成了，校方在此基础上要做许许多多的检查，互相监督和评判。“在前一半时间我们是在比较每个学生，在后一半时间我们是在内部选取更有资格的申请者。”

伯克利相信招生官不会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，学校领导也不可以随便干预招生官的判断。“我们更重制度，每个系统独立，确保不受彼此的影响。”Ravey说，但是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的：我们相信，但要检验。

所以在录取之后，学校同样不会停止审查。在美国，所有的录取都是有条件录取的，也就是说学校随时可以撤回录取资格。比如，学生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，但是入学后发现作假会被退学。

Ravey说，伯克利最看重学生两个素质：好奇心和行动力。“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5年的人才，而是未来20年的人才。记住，这是伯克利，我们的大学生中至少有一半都在和教授合作，做一些研究生的研究课题。”

美国老师教授对教学，尤其是本科教学的重视超出很多中国高校的想象。Ravey说，教授都把教学看成是为未来培养潜在人才。在伯克利，一个教授和3~4个学生终身保持联系和合作是很常见的。

专业没有好坏但有好学和难学之分

去年伯克利招收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不超过300人，今年这个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。不少中国学生都想选一个好专业，可在Ravey眼里，专业没有好坏之分，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好学和难学之分。

根据自己在伯克利的工作经历，他认为最难学的专业在化学、工程、环境设计这三个学院，这3个学院也是学术要求最严格的。

即便是在很多中长眼中好学的文科课程，在美国大学学习起来也并不轻松。Ravey举例说，他在读社会科学课时，他的老师就提出一个议题，针对这个议题，他们要读一堆书，考试的时候只有一个间休，大家整整写了四个小时。

文理学院的学习跨度是的，可能从哲学到应用物理或是微生物学。不过，由于每个人的天分不同，可能某一专业对某个学生来说易如反掌。

“没关系，大学给了你两年时间去充分体验和了解什么是最适合自己能力的。”他说。

很多中国学生选择的专业是遵循家长的意愿，美国学生也不例外。Ravey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位母亲想让孩子学医，而学生自己不喜欢，但他还是尊重妈妈的想法，在伯克利毕业之后，他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医学院（注：美国必须拿完学士学位后才能申请医科）的录取通知书。他对母亲说：“你可能是对的，所以为了满足你，我拿到医科的录取通知书。”但他选择不去念医科，而是去念了自己喜欢的商科。

对伯克利而言，更倾向于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，而不是家庭，即出资人的意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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